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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凯歌:潜心“雕刻时光”40年
2013-07-05 09:58:11   来源:苏州日报   点击:

陈凯歌,字祖维,1945年10月18日出生于浙江乐清大荆。高级工程师,中国计时仪器史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苏州市古代天文计时仪器研究所所长,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苏钟制作与修理技艺”传承人。他从事钟表工作40多年,期间在苏州手表总厂工作了18年。

陈凯歌:潜心“雕刻时光”40年

陈凯歌:潜心“雕刻时光”40年

  人物简介

  陈凯歌,字祖维,1945年10月18日出生于浙江乐清大荆。高级工程师,中国计时仪器史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苏州市古代天文计时仪器研究所所长,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苏钟制作与修理技艺”传承人。他从事钟表工作40多年,期间在苏州手表总厂工作了18年。1993年,他应邀到苏州市政协创办的苏州市古代天文计时仪器研究所担任所长,专门从事古代天文仪器、计时仪器、古董钟表的探索、研究、复原与复制。近20年来,该所先后复原成功秤漏、北宋燕肃莲花漏、北宋水运仪象台、日晷、月晷、星晷、大明殿灯漏等古代计时仪器,并被中国科技馆、北京天文馆、紫金山天文历史博物馆和香港科学馆、香港太空馆、江苏科学宫等数十家海内外大型科普场馆选用。

  利玛窦、瞿太素师徒对“苏钟”影响深远

  苏周刊:“苏钟制作与修理技艺”是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之一。什么是“苏钟”?它的源头在哪里?

  陈凯歌:“苏钟”是苏州历史上所制造钟表的简称。苏钟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明代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和他的苏州弟子瞿太素身上。瞿太素是常熟人,他的父亲官至吏部尚书。瞿太素这个人很聪明,曾经在300多人参加的科举考试中考了第一名,但是,因为家庭矛盾等原因,他长期在外游历,也因此结识了利玛窦。当时利玛窦进入中国很不容易,经常被地方官员抓捕遣送澳门,于是瞿太素就帮着利玛窦疏通关系。瞿的有利条件是他的女儿嫁给了一位亲王的儿子朱载堉,而朱载堉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天文学家,利玛窦和朱家父子交谈后写了《交友论》一书请学生瞿太素作“序”。有了这一层关系,瞿太素在士大夫、官员、学者圈子中利用自己的影响“推销”利玛窦,帮他写信、和地方官员打招呼,帮助利玛窦在中国的政界、学界打开了局面。利玛窦在他自己的日记中也曾提到,他非常感谢瞿太素的帮助。此前他在中国有整整七年的传教活动都困难重重,自从碰到瞿太素后才有了转机。1601年,利玛窦受到万历皇帝的接见。他在这次进京过程中还曾遇到很多关卡,经历不少曲折,瞿太素就给他出点子,让他带了两台西洋的自鸣钟献给皇帝,最终万历皇帝同意他在北京定居十年。

  我们把瞿太素拜利玛窦为师,向他学习天文、钟表等科学技术的时间点1589年作为苏钟的起点。因为此前有没有苏钟还不清楚,而明朝的这些史实是清楚的。这样推算苏钟的历史,今年是424周年。

  中国古代的很多天文仪器都有计时功能。宋元时期,这些计时工具传到国外,国外经过改造发展后水平比我们高,以西式钟表的形式又传回中国。这时候有个亮点就是利玛窦为了公关带了不少钟表到中国,后来还带了西方的钟表匠来中国制造钟表,也在苏州展示过钟表。查阅相关文献时,碑刻博物馆的廖志浩先生在日本学者写的一篇文章中发现这样的线索:利玛窦曾经在苏州万年桥边的城墙上(指胥门城墙)立过一块碑,碑上有利玛窦的名字,内容可能是有关水利的。可惜这块碑现在找不到了。

  吴江人孙云球设计 制作了中国第一台标准时钟“自然晷”

  苏周刊:苏钟历史上还有哪些有亮点的人和事呢?

  陈凯歌:苏钟历史上,孙云球和他的标准时钟———自然晷不能不提。说到孙云球,一般人只知道他是光学仪器专家、中国的眼镜之父,其实他也是苏钟早期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孙云球是明末清初的吴江人,后来住在苏州虎丘、山塘街一带,专门给人家做标准钟。当时钟表还很不普及,整个苏州城里也没多少个,一般也就官宦人家有。那时的时钟是用发条或重锤为动力源的,发条松了,重锤下降到底,自鸣钟就停了。如果谁家的钟表停了,上发条后该去哪里确认标准时间来校准呢?孙云球根据这种需要设计制造的自然晷就能派上用场。从字面上看,很容易以为自然晷就是日晷,但查资料才发现它是一个时钟。《虎阜志》中有这样的记载,孙云球制造的“自然晷”能“应时定刻,昼夜自旋,风雨晦明,不违分秒,奇亦至矣”,也就是说,不管日夜、无论阴晴,“自然晷”每天二十四小时都能走,而且走时很准,可以作为标准计时器。到底它准到什么程度,为什么能这么准,它有什么结构特点,我还在研究。相关史料显示,孙云球还能自己设计制作时钟内比较复杂的附加功能,说明他对西洋钟表已有较深的研究,也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明末清初苏钟的制作水平。

  另外,晚明时常熟有位叫吴历的画家、诗人写过有关苏钟的诗词,有一首《梦入虎丘》文:“自鸣钟午寐方床,忽梦行过七里塘。”提到他乘船经过虎丘、山塘一带,醒来已经过了七里塘。这些都能证明这一时期苏州的钟表业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

  史料中还有这样的记载,康熙年间,有两个西方传教士为了修理钟表四次前往山塘街上的钟表店找师傅修理。每次修的是什么,收了多少钱,什么时候去取,在传教士的账本上都有记录。这说明当时苏州不仅有制造钟表的作坊,也已经有了钟表修理店。

  苏周刊:孙云球的自然晷有实物留存至今吗?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东西呢?

  陈凯歌:据我了解,没有实物留存。我猜想他所利用的可能是早期利玛窦带进来的梳子摆,然后是一种左右扭动的装置机构。估计他还把日晷的原理与钟表的原理相结合,组合在一起制作了被称为自然晷的时钟,这是一种创新。我们正在进一步研究,想把它复原。

  苏州是清代三大钟表生产基地之一

  苏周刊:在您发表的有关苏钟制作和修理技艺的文章中,曾经提到一个“钟表义塚”,这是怎么一回事?

  陈凯歌:1816年六月初五,苏州钟表同业在陆慕五里村立了一块“钟表义塚”石碑,碑文上刻有苏州府、元和县两级批复同意立碑公示安葬钟表同业人员的内容。这个钟表义塚是由唐明远等苏州钟表行业的从业人员发起共同出资购买的墓地,作为大家的公墓,面积近四亩。因为毕竟当时钟表还不那么普及,如果从业人员不能找到稳定的活计来干,基本生活都很困难,如果生病的话也没钱看病,有时只能等死,死后也无钱安葬。有了这块公墓后,不管你有钱没钱,不管你是土生土长的苏州本地钟表同业,还是外地来苏干这行讨生活的人,死后都能安葬在这里。

  据我所知,在中国几千年计时仪器史上,这样的钟表义塚只有苏州有,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苏钟制造业的规模。因为这块墓地近四亩,据常理推测,如果苏州那时没有数十家作坊、上百人从事钟表制造和修理,是不需那么大规模的墓地的。这块钟表义塚碑的原物已毁,没能留下来,但苏州碑刻博物馆中有它的复制品,苏州博物馆和南京博物院内也都有原碑拓片收藏。

  苏周刊:苏钟历史上最鼎盛的时期是什么时候?当时的规模有多大?

  陈凯歌:确切的数据不太清楚。1851年,有位在宁波工作的美国传教士马克格温曾做过一个调查,发现当时苏州大概有30家钟表作坊,每家的从业人员为三到五人不等。除了这些固定作坊,那时的钟表业应该还有一些走街串巷的流动从业人员。

  清代,在苏州的山塘街上有钟表配件交易市场。曹雪芹在《红楼梦》里也写到过林黛玉带着在山塘街买的钟表进贾府的情节。

  根据现有的资料判断,历史上苏钟的鼎盛期应该在清乾隆、嘉庆年间。

  到了民国初年,大量洋货进入中国,国人掀起抵制洋货的运动。苏州钟表业也与其他行业一样自发地以降价等形式进行抵制,但时间一长就撑不住了。1921年,苏州的最后一家钟表作坊也无奈关闭,业主名叫朱长根。

  1956年,南博的老院长宋伯胤为了了解清代苏州钟表业的状况,曾走访了大批当年从事钟表业的老人或其后人,做了大量笔记。在他去世前,他把这些笔记送给了我,让我受益匪浅。他的调查笔记反映了包括朱长根家的作坊在内的18家钟表作坊的情况。

  苏周刊:现在回过头去看的话,苏钟在中国的钟表制造史上到底处于什么地位呢?

  陈凯歌:在清代的时候,中国制造的钟表主要来自三大生产基地,第一块是苏州的苏钟,第二块是广东的广钟,第三块则是宫廷钟。宫廷钟是皇家组织人员进行生产的,条件很好,也不涉及买卖,往往是不计成本的,做好后送给皇亲国戚或者有功的大臣,档次很高。当时有不少西方的传教士或钟表师傅在清宫里帮忙制作,也有中国的能工巧匠在他那儿做工,制作队伍力量强大。而民间就不一样了。像苏州的钟表作坊,一般有三四个人或四五个人的就算比较大的了,而且成本有限,没条件去做外壳包金的高档钟,就算做出来的话成本也非常高。

  苏钟的特点是钟身外壳材质以红木为主,也有少量使用金属。广钟则较多地使用景泰蓝。广钟开始发展的时间可能比苏钟略晚些,但生产量也很大,因为那时广州已经是个重要的贸易中心。而宫廷钟开始大发展的时间不算早,值得一提的是,康熙和乾隆两位皇帝都很喜欢钟表,在钟表方面做了不少事。有文献记载,乾隆还曾自己设计钟表叫下面去做。这样一来,也推动了地方上钟表业的发展。

  苏钟有较高的文化含量和储存价值

  苏周刊:您能介绍几种苏钟的特色品种吗?

  陈凯歌:古代苏钟品种很多,比如鸟叫钟、变戏法钟、时辰醒钟、更钟、水法音乐钟、梳摆自鸣钟等。故宫博物院就收藏了一些苏钟精品,应该是当时苏州地方上献给清皇室的。

  插屏钟是重要的苏钟特色品种,它以红木为主要材料,加上巧手工匠的精工细刻,融合了苏绣插屏的艺术特点,形成了地方特色的钟表文化。红木材质外,插屏钟嵌杂宝花纹壳,钟盘镀金錾万字地,寿字蝙蝠花纹面板,寓意“万福万寿”。根据它的尺寸大小,有1-7号之分,最小的高18厘米,最大的高76厘米,适合厅堂、居室、书房摆设之需。

  自开门变戏法钟也是苏钟的特色品种。它是金属外壳的,尺寸为40×30×70厘米,整个钟分为三层:上层是时钟带秒针,罗马字瓷面;中层为自动开闭门,门内方桌后坐着变戏法的人,手握铜铃,先把铜铃扣在桌上,提起后桌上出现鲜花,再扣铃再提起后鲜花变换,这样四次后自动关闭;下层有一个乐箱,正面有水法布景,景前有自行小人,乐箱的四角有自转花。这个钟现有实物收藏在故宫博物院,我们也在研究复制,希望有更多人能亲眼看到这款技艺精湛的特色苏钟。

  全红木星图节气天文钟是苏钟的另一特色品种。它的钟壳是紫檀木的,尺寸为33×22×59厘米。钟内有两盘发条,能报时走时。钟盘面画有黑底金字的北极恒星图,有三垣二十八宿星座,周边刻写十二宫名,按周天四象限,活动星盘图,每24小时转一圈短针指示节气,每天走一格,十五天换节气。

  苏周刊:您一定非常希望苏钟的历史能不断延续下去,相关技艺得到传承。

  陈凯歌:是的,所以我们现在在做一些特色钟,但量很少,成本高,要用到紫檀、酸枝等高档木材,造价少则一万多元,多则五六万元一个。一个品种也就做个一件、两件,至多做个八到十件,也很难盈利。

  我这里是市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按照道理应该多开发些苏钟精品。但我们目前的主要精力放在古代天文仪器复制一块,因为靠苏钟吃饭不太现实,基本上是用天文仪器方面的收入来补贴苏钟这一块,未来也希望苏钟有所推广。我们的几个老师傅的钟表修理技术水平在苏州是一流的,但没什么人知道,所以修理生意也不是很好。

  苏周刊:对那些钟表收藏爱好者来说,这些古代苏钟的复制品是否也有吸引力呢?

  陈凯歌:收藏者的重点是古董钟表,要找上百年前的原物,而我们重在对历史上有过的苏钟品种进行研究、仿制、传承、发展,其中有些可能已经没有实物存世了。我们没怎么宣传推广,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们会想这是什么东西啊,还这么贵。如果纯粹作为计时工具的话,它还没有现在的电子钟表来得方便,电子钟表装上电池能用个两年,而这些仿古钟起码一个星期就得要上一次弦。但是,它放置在一定环境中所能营造的氛围、它的文化含量、储存价值是不一样的。现在外面很多人追捧古董,觉得可以保值、升值,其实这些仿古钟表也是很有其收藏价值的。

  希望找到合适人选将苏钟技艺传承下去

  苏周刊:您是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苏钟制作与修理技艺”的传承人,当年是怎么跟这项技艺结缘的?

  陈凯歌:高中毕业后,我进了钟表商店工作。1969年,我应调到苏州手表厂生产筹备处工作,这一待就是20多年。为了适应工作,尽快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我在1973-1975年编写了“国产手表及其修理技术”的书稿,并且把它寄到了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社方面对此挺感兴趣,但希望我在查阅文献的基础上增加“中国钟表历史沿革”等方面的内容。为此,我特意去查看了《二十四史》中天文志、人物志、艺文志、野史和地方史志的相关内容。那时苏州图书馆的藏书还不多,于是我专门去了上海科技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南京博物院的图书馆等处查阅资料。另外,我还走访20多座古城拜访了王振铎等近百位钟表业的老前辈、天文史专家和科技史专家。之后,我重新编写了近20万字的《钟表》,于1980年正式出版。这样算起来,这本小书从开始写作到最后出版,前后共花了8年时间,其中用来查阅史料的时间就有两年,虽然这个部分最终用进《钟表》一书中的内容也就几千字,但我却由此对中国计时仪器的发展史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

  苏周刊:除了研究复制古代天文计时仪器的实物,您也很愿意通过著书立说的方式让更多人了解中国钟表的历史、了解苏钟的历史。

  陈凯歌:是的。现在很多人说起钟表,言必称欧洲,其实古代中国在计时仪器的发明创造方面远早于西方,也有很多杰出的成就。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对我国古代的科学和技术成就有过深入研究,还撰写了世界闻名的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化》(中译本书名为《中国科学技术史》),对我国古代的科技成就大加赞赏。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所著的《中国———发现和发明的国度》 一书,则以简明通俗的文字介绍了中国的一百个“世界第一”。其中“序”文中写道,“当耶稣会士向中国人展示机械钟时,他竟然感到敬畏。中国人忘记了,首先发明机械钟的正是他们自己。”

  即便现在,中国钟表制作水平也不差。比方说外国制造的陀飞轮表,便宜的也要六七十万元,贵的要上百万元,而中国类似技术水平的表卖十万元、生意还没他们好,因为我们做的东西没有自己叫得响的品牌。其实,现在常有国外的钟表公司到中国来买机芯,经后道工序贴上他们的品牌,再以高价卖给中国人。

  为了全面反映中国计时仪器发展的历程,我国钟表行业和科技史界数十位学者、专家用十多年时间撰写了《中国计时仪器通史》,我也参与了撰写工作。这部书分为上卷(古代卷)和下卷(近现代卷),全书文字约120万,图文并茂,是一部填补我国专业史空白的著作。这部书是“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2011年出版后反响不错,还被国新办列为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项目向国外推广。作为此书的一种细化延续,我和安徽教育出版社合作,手上还有一个《计时仪器图录》的项目在做。

  此外,由中科院牵头的《中国文化遗产:技艺与传承》系列丛书编著出版项目中,我承担的任务是:《苏州制钟技艺的考查、传承和研究》,现在有了个初步提纲,希望能抽出时间尽快完成书稿,作为明年纪念苏钟425周年的一份礼物。

  苏周刊:近些年,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都凸显出后继乏人的问题,您是否也遇到了这方面的难处呢?

  陈凯歌:怎么更好地传承是一个问题,徒弟很难找。我这里的几位老师傅已经六十多岁了,我这几年也找了些年轻人充实进来。要掌握钟表制作和修理技艺得沉下心来好好地学习几年,还有待遇问题,年轻人来了希望有较高的待遇,但在学徒期间又不能创造效益,这是个矛盾。另外,作为传承人,我们也会担心来的人学会了技术就走掉。我一直有面向社会公开招人的想法,学历、专业不限,但对这项技艺要有兴趣,也有学习的耐心,希望能早点找到合适的人选。(陶冠群/文 姚永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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